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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书疏历史面目——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

作者: 现代文学  发布:2019-11-30

书札也可以称为手札、尺牍、书翰或者书信,浑言之,诸名之间并无不同,析言之,则又各有侧重。书札与尺牍兼重物质形式与文体形式,相比之下,后者又更为古雅一些。手札、书翰与书札相近,但书札、书翰强调其为书写的作品,而手札强调其出于书写者的亲笔。书信则侧重其文体内容,着重其社会交往的功能。但是,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人使用这些名词时,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也不免混用。还有人使用尺素或笺素之称,在追求古雅之外,又更加强调笺纸的形式种类及其物质文化意义,例如梁颖编著有《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上下两册,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年),又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有《笺素珍赏》,其副标题就是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也有人使用名人墨迹这个名称。从字面上看,名人墨迹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物质形式或文体形式,但手札无疑是其中之荦荦大端。王贵忱、于景祥、王大文所编《晚清名人墨迹精华》(辽海出版社,2008年),所收就全是晚清名人的手札墨迹。 毫无疑问,书札是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类别上说,书札文献是写本文献的一种。所谓写本文献,是相对于印本文献而言的。一般来说,印本文献刊印之后,即可化身千百,存世者往往不止一本,同一版本者就有相同的文献价值;而写本文献往往只此一本,并无复制本,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书札文献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件书札都是无法复制的,即使作者重抄一遍,其墨迹也不完全一样。因为独特,所以稀罕;因为稀罕,所以珍贵。从文献价值上说,书札文献主要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首先是其史料价值。因为出于当事人之手,书札提供了研究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中所披露的人事关系、政事秘辛,往往是不见于正史记载或公开报道的,往往寥寥数行,便抵得千言万语。 其次是其艺术价值。如前所述,传世的民国以前的书札,大多出于名人之手,这些名人或者是著名学者,或者是达官贵人,或者就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或艺术家。他们大多具有很高的书法造诣,除了那些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较多的传世墨迹之外,大多数名人的手迹并不常见。后人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手札中,不仅可以一亲前贤之手泽,也可以欣赏他们在书法上的艺术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书札中的名人墨迹,代表的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书写常态,最真实、最原生态地体现了其书法的艺术面貌。 第三是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既取决于此类书札的珍稀性,又与书写者及收信人的年代与身份以及书写者艺术水平的高低有关,更与书信用笺相关。笺纸的材料、形制、色彩、图案乃至制作笺纸的纸店笺铺等方面的信息,既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书札文献的文物价值,也提供了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书札文献的新颖材料。 《笺素珍赏》一书的封面上,印了这样几行意在广告的煽情文字:聊供凭吊那个逝去不远、曾经天翻地覆、风云际会、影响深远的时代;聊供品味那些曾经创造了历史亦被历史所铸就的各路风云人物;聊供赏阅甄选在本书中的晚清、民国各色花笺、素笺上极具个性的名人手迹墨宝。前两点说的主要是书札文献的史料价值,后一点说的主要是其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 新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古代文史领域的研究者以及爱好传统文化的一般读者,愈来愈多地认识到书札文献三个方面的价值,对于书札文献的兴趣与日俱增。另一方面,随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各类文献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很多富有特色的个人收藏,纷纷走出尘封的箱箧,展示于世。许多公家收藏单位,更是积极挖掘各自的库藏,将其整理出版。于是,很多原先藏在深闺人不识的宝贵的书札文献重见天日,好古之士欢喜雀跃之余,也时时有惊艳之感。 以私人收藏而言,近代以来,很多收藏家特别重视收藏古人手札墨迹,积少成多,或者因缘凑巧,家世传承,乃至成为自家重要的收藏特色。例如,苏州香书轩李超凡、李学忠父子两代收藏名人书翰,多达数万通。其部分收藏于2005年编为《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出版(赵一生、王翼奇编,浙江古籍出版社),入选书翰的作者凡三百五十八人,上起明代中叶沈周、金琮、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诸书画巨子,下讫现代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诸艺术大师,前后绵延五个世纪,名家济济,俊才晔晔(本书《序言》),除上述诸名家外,还包括清代刘墉、邓石如、曾国藩、李鸿章、何绍基、林则徐、张之洞、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等名家,每一书札皆附释文,各写信人配有头像与简介。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重视个人所收藏的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相继于2013年与2015年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和《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小莽苍苍斋是田家英的书斋名,以专藏清代学者墨迹著称。斋主出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写一部新清史的目的,尤其注意寻觅文人书札。至十年浩劫前夕,已入藏清人书札六百馀通,涉及清代学者、书家、官员文士三百馀家。这批藏品的时限,上溯至清康熙五年,下止于民国初期,跨越二百五十馀年之久。内容涉及对国事吏治的评议,艰难生活的记载,文人交往的描述,学术探究、典籍整理、修志续谱、雕版印书等的讨论。其深厚的内涵,集中体现了斋主的收藏初衷,是小莽苍苍斋藏品中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最为丰富的一部分(陈庆庆《翰札集萃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评述》)。据笔者统计,《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一书实际收入书札作者多达336家,共573通书札。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三大册,署名钱基博整理编纂。据钱基博本人为此批书札所撰《题记》介绍,1911年春天,他曾接受谭紫镏委托,为袁昶夫人的六十大寿作了一篇寿序,文成而不收润笔费,谭氏过意不去,遂以家藏其父谭献师友存札一巨束相赠,作为酬谢。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是晚清著名词人、学者。《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收录存札涉及晚清名人99人,其中既有如张荫桓、薛福成、杨锐、杨度等晚清名臣,亦有包括如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等人在内的诸多诗家,更有诸如陆心源、杨守敬、梁鼎芬、俞樾、孙诒让、李慈铭、章炳麟等著名学者,可谓各界名流,济济一堂,其内容则不仅涉及诸人生平行迹、友朋交游、家庭琐事,也往往涉及时政评议、论文论学、海外见闻、人事请托等,可以说,其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很高。这批书札在谭家经两代收藏,才转而入藏钱家。钱基博先生对此珍爱异常,每每把玩,常有题记。后来,这批书札又由钱锺书、杨绛夫妇继承保存。可以说,这批书札先后经由谭、钱两家的两代传承,中经20世纪历次战乱与文革浩劫,百年沧桑,世变频仍,除少数缺页之外,还基本上保存完好,现在终于得以影印面世,殊可称幸。 著名收藏家王贵忱所收藏的晚清名人书札,2008年也编辑为《晚清名人墨迹精华》一书出版(王贵忱、于景祥、王大文编,辽海出版社,2008年)。201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王贵忱、王大文编《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将时间下限移至民国,内容较前书更富,其清代部分亦多前书所未收者。而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江小蕙编《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也是个人收藏书札的集中出版。此外,北京收藏家方继孝收藏近现代名人墨迹甚多,其中多为书札。他一方面选择这些书札中有特色有意味的墨迹印刷出版,另一方面又以书话或者掌故的方式,赏读这些墨迹,图文相配,雅俗共赏。从2005年到2012年,他先后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旧墨二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旧墨三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旧墨四记文学家卷(上编)》《旧墨五记文学家卷(下编)》《旧墨六记梨园旧迹》,共六册。这个系列既着眼于玩赏,也重视史料的发掘,在近年私人书札收藏的出版中自具特色。 以公家收藏而言,则涉及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机构等各类单位。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无疑是国内收藏书札文献最为丰富的两家公藏单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作为文献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依托国图的丰富馆藏资源,于2011年出版了《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 上海图书馆自其前身合众图书馆时代起,就十分重视书札文献的征集与收藏。当年,合众图书馆曾过录吴县潘博山原藏《艺风堂友朋书札》而收藏之。至1980年至1981年间,这部《艺风堂友朋书札》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廷龙馆长亲任校阅。1986年至1989年间,上海图书馆所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册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此书原由汪康年之弟汪诒年收集整理,涉及汪康年师友700余家,书札3000多通,排印本多达4000多页。除了书前所附29页书札影印件外,编者对全部书札誊清、标点、横排印刷,又编制《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和《汪康年师友书札人名索引》,附于书后。此书张元济题签原作《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因非原件影印,故改题为《汪康年师友书札》。新世纪以来,上海图书馆更重视写本文献的整理、展示与出版,硕果累累。《上海图书馆藏历代手稿精品选刊》,其中就收有《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全8册),也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在整理馆藏历史文献特别是日记与手札文献方面,成就斐然,值得另眼相待。其编辑的《历史文献》迄今为止已出版第十九辑,几乎每一辑都有近代学人书札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当引人注目。可以说,近代学人书札已成为其亮点之一。① 除了国图、上图之外,其他省市图书馆也有不少可观的名人手札收藏。2010年,湖南省图书馆从其馆藏书信中选取部分,编纂成《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一书,共5册,作为湖湘文库之一,由岳麓书社出版。这些手札写作者皆为湖湘名人,或为致湖湘人物之作,而且是历史潮流中的风云人物,其手札对研究当时的文化生活和历史轨迹,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书《前言》)。编者不仅在每一手札前附列作者小传,又在书后列有写作者姓氏笔画索引,以便检索。此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的《曾国藩未刊书札》(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安徽省图书馆编的《馆藏历史人物手札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也都是晾晒家底、嘉惠社会的有益之举。 不少大专院校图书馆与档案馆,都有书札收藏,各大名校此类收藏更多。以复旦大学为例,其图书馆藏有清代著名学者陈奂友朋书札,经吴格整理为《流翰仰瞻:陈硕甫友朋书札》2012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名人手札,则经先后两次编选,出版了《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名人手札选》(本书编委会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名人手札选续集》(本书编委会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二书。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曾接受启功先生的建议,从琉璃厂购买了一批清人书札。20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根据北师大图书馆的这批珍贵的特藏,从中选录、影印、释文、点校,出版了三卷本《清代名人书札》。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三卷本《清代名人书札》的基础上,修订重版,一是将原来的单色拍摄改为彩色照相,二是图片与释文混排,方便参见,三是修订了作者简介,并添加了《作者生卒年表》。此书共六册,虽然纸质不甚考究,但彩色图片比较清楚,装帧良好,便于把玩,可谓价廉物美。美中不足的是,此书中掺杂了一些赝品,引用时务必小心辨证。②另外,新本为了节省篇幅和成本,一些图片缩印得太小,与原件出入较大。 2012年,为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上下两册,有精装本和宣纸线装两种形式。所谓名人手迹,主要是名人书札,所依据的主要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收藏,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批特色馆藏,又主要得益于李小缘、陈中凡、胡小石、程千帆、欧阳翥、黄东迈等先生的捐赠。 罗香林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曾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前身之一)馆长,后又任教香港大学,由于他的学术造诣与地位以及当时香港所处沟通中西的特殊环境,他与中外学者都有广泛的交往,留下可观的论学书札。这些书札基本上都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2009年,这批书札的选辑本以《罗香林论学书札》为题,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为研究罗香林学术以及20世纪香港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公立博物馆也有名人手札的收藏,例如,湖南省博物馆所收藏的古代到近现代名人手札总量近两万页,2012年,为配合湖湘文库的编纂,湖南省博物馆编辑了《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全五册,由岳麓书社出版。本次选入名人手札一书的名人共计190人,其中湘籍名人103位,外省籍名人87位,收录名人手札共计2785页。选入的时间跨度,上至1840年稍前,下迄1949年。本书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本次影印的名人手札绝大多数是首次公开出版,二是本书以精心拍摄的照片彩色影印,原手迹的用纸、用墨、用印、用典、字体、礼仪、帖式、落款、题跋等内容与形式,均得到真实的反映或已与原稿十分接近。这对于专业或非专业的人士欣赏和鉴别近代名人信札手稿的真伪具有较重要的参照借鉴意义(本书《前言》)。虽然同属湖湘文库,又属于同一类文献的影印整理,《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的印制质量明显高于《湖南省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新世纪以来,博物馆所藏书札的整理出版显著加速,如集中展示晚清名人书札的《旅顺博物馆藏晚清名人书札选》(郭富纯主编,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以沈曾植为中心的《函绵尺素:嘉兴博物馆藏文物沈曾植往来信札》(嘉兴博物馆编,中华书局,2012年),以重要事件为中心的《南洋筹饷(广州博物馆藏孙中山及其同志有关筹饷手札集)》(程存洁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可谓各有特色。 此外,一些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因为种种特殊的人事因缘,往往收藏有近现代名人书札。近年来,这些原来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也得到整理,陆续出版问世,以回应学术界、文化界对这些文献的需求。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庆祝建所六十周年,于2010年编辑出版了《近代名人书札》,2012年又编辑出版了《清代名人书札墨迹》和《民国名人书札墨迹》,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清代名人书札墨迹》是在《近代名人书札》的基础上增删而成,选目互有出入。2012年,由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辑的《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也在该局出版。 纵观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与出版,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整理方式多种多样,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最为常见的方式是彩色影印。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理书札文献,大多采用释录文字的方式,最多附录少量真迹影印件。即使有一些书札文献影印问世,但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时间一久,甚至连清晰度都难有保证,更谈不上保真。新世纪以来,很多书札文献影印出版,而且大多数采取彩印,色彩和清晰度都有了保证,其佳者几乎只下真迹一等。其次是释文标点。释录文字加以标点,可以极大地方便读者,提高史料使用的效率,但这么做,在把方便带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困难留给作者,对整理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书札文献皆为手书,行草体随处可见,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书写风格与习惯也各有不同,因此,释录文字中稍有不慎,就不免白璧生瑕。如果碰上某些书札原件由于年久日深,而墨迹黯淡模糊,难度就各更大了。再次是编制作者小传,甚至介绍收信者的情况,然后再附列写信者人名索引。总体来说,彩色影印可以较好地发挥书札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而释文标点以及小传索引,则可以更好地发掘书札的史料价值。就影印质量而言,《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等书皆有称赞。就释录文字来说,《清代名人书札》和《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六册做得比较好。就编制小传、索引而言,《湖南省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等书都是两项齐备。 第二,整理出版的思路,经常围绕某一名人或者某地、某收藏单位而展开。 围绕某一名人的收藏,或者围绕某一名人本人及其师友的手札,进行收集、整理与出版,是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常见的思路。名人收藏书札与名人本人书札当然不同,因为本人书札既已寄出,一般不会在本人手里,但名人师友书札与名人收藏往往密切相关。例如上文提到的《汪康年师友书札》,最初就是汪康年的收藏。而早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过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这些书牍既是盛宣怀的收藏,又可以说是盛宣怀友朋书札。以名人为中心,名人及其师友书札,集中体现名人的交游,对于研究此名人的社会关系很有价值。而1999年,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又据上图所藏盛宣怀档案,编写了《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如近年出版的《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即是围绕谭献师友的书札,就集中反映了谭献的交游圈子,为研究谭献生平学术及晚清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梁启超致江庸书札》(江靖、汤志钧、马铭德校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郑观应档案名人手札》(上海图书馆、澳门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宋恕师友手札》(温州博物馆编,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都属于此类。 围绕某地、某收藏单位来进行书札文献的整理,既可以体现地方特色,又可以集中整理收藏单位的特色收藏,容易着手,事半功倍。以湖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博物馆为例,其收藏书札中,湖湘人物之书札最多,最有特色,整理出版,既有显著的馆藏特色,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新世纪以来,各类图书馆对于整理出版馆藏手札的热情越来越高,成果层出不穷。除上文提到的出版物之外,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整理的《清代名人手札汇编》(全十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李性忠主编的《浙江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浙江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二)》(中华书局,2011年),等等。 第三,视野更加开阔。现当代名人学者的书札文献,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整理出版者的视野。 在现代作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选录排印本,后来又有了影印本。徐志摩《爱眉小札》也早已风行读书界。当然,这两种书札更多被视为文学作品,其次才是文献史料。在编辑现代著名作家全集时,作家的书信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书信也被独立成书。鲁迅不必说,即以郁达夫而论,198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就已出版了《郁达夫书信集》。此外,《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手札》(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沙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所收都是很重要的现代作家的书札。 周作人、叶圣陶和俞平伯三位都既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也是著名学者。俞平伯好作书札,文、书皆可观,其《俞平伯书信集》早由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俞平伯与叶圣陶二人晚年的通信,汇为《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2002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俞平伯与乃师周作人关系密切,常有书信往来,谈论人生、文学与学问。师生之间毫无拘束,文字清淡,书法隽雅,内容丰富,情趣盎然,不仅史料价值很高,也极富可读性。2013年,这批书信结集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由孙玉蓉编注,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共收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从1922年3月27日到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从1921年3月1日到1964年8月16日。出版时还选配五十多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既展示了这批书札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又使读者在体会文字之美外,更得以领略信笺、书法、印章的艺术之美。 现当代学者书札引起读书界的注意,受到出版界的重视,似乎较晚于作家书札。1986年,杨逢彬整理的《积微居友朋书札》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同类书札文献比较早面世的。陈垣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其裔孙陈智超将陈垣的375封信札编辑成《陈垣来往书信集》,于1990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1992年,陈智超又从《书信集》中精选247封书札,编为《陈垣先生往来书札》上下二册,原件影印(其中19封《书信集》未收录),由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列为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之二。盖以当时大陆的出版情况来看,大量影印的经济负担较大,尚难承受。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观。故陈智超在1990年上古版《陈垣来往书信集》的基础上,新增陈垣书信467通,他人来信180通,另有陈垣批复家书125通,总计收入来往书信2164通,重编为《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2010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新世纪以来,近现代学人书札整理出版日多。举其要者,则有《清晖山馆友声集:陈中凡友朋书札》(吴新雷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先师程千帆先生的《闲堂书简》(陶芸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3年增订本),《尘封的记忆》(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文汇出版社,2004年),《周绍良友朋书札》(李经国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沐雨楼来鸿集:杨仁恺先生友朋书札》(李经国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李经国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冰庐锦笺:常任侠珍藏友朋书信选》(沈宁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王献唐师友书札》(安可荇、王书林、杜泽逊编辑整理,青岛出版社,2009年),《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华书局,2012年),缪钺《冰茧庵论学书札》(商务印书馆,2014年)、《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中华书局,2015年),《青峰草堂(柴德赓)往来书札》(柴念东编,商务印书馆,2015年)等。 第四,考释研究进一步深化。 新世纪以来,大量书札文献以各种形式出版与披露,也促进了学术界深入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史料价值,阐发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意义。以俞樾及其师友书札为例,单篇论文就有王宝平《流入东瀛的俞樾遗札》(《文献》,2001年第2期)、夏颖《俞樾、朱学勤致应宝时手札》(《历史文献》,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王巨安《俞樾致李瀚章函十四通释读》(《文献》,2012年第1期)以及俞国林、朱兆虎《章太炎上曲园老人手札考释》(《文献》,2016年第1期)等。专著更有张燕婴《俞樾函札辑证》上下二册,收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4年),考证颇为精审。关于缪荃孙及其友朋书札,除了凤凰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缪荃孙全集》诗文卷第二册有《艺风堂书札》的标点排印本之外,最近又有谢冬荣整理的《艺风堂同人尺牍》,《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6辑(凤凰出版社,2014年)。对书札文献不是简单地影印或者释文标点,而是进而展开笺释考证,增加其学术含量,这一类的著作,还有陈智超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平的《翁同龢书信笺释》(中西书局,2014年),江瀚编集、高福生释笺的《片玉碎金:近代名人手书诗札释笺》(中华书局,2009年),丁玲、林锐笺注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 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有其特殊的要求,必须采取多方位整理相结合的办法。单色影印的效果不够理想,彩色影印成本较高,难免带动书价上涨,影响市场。只有原件影印,而没有录文标点,一般读者阅读使用就有难度。只有录文标点,而不附以原件的彩色影印,固然可以节省篇幅,降低出版成本,但其美中不足之处,是无法绝对避免文字释录方面的错误。而一旦有误,就无法比对原件影印件,祛疑订正。因此,最好是将彩色影印与释录文字相结合,图文配合,既能立体、全面地体现文献价值,也可以传达视觉之美。在此基础上,再编制写信人和收信人的简单小传,另附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查考、检索与利用,乃至制作专题数据库,以拓展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应用空间。 作为写本文献,书札文献整理还有特殊的困难。《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的编者在该书《前言》中说道:与古籍线装书相比,书信整理有三难:一、字迹辨认难。书信为写信人信手书写,多为行草,文字难以辨认。二、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难。收信人书以字号,且多用通假,而古代往往存在多人同一字号的现象。写信人虽署本名,但不书姓氏,且二字之名则多仅书一字。因此著录写信人、收信人难免张冠李戴,或根本无法考证。三、多页书信排序难。若不将每封书信通读一遍并明白其中大概内容,则难以排列出各页书信的前后次序。因此,若无一定的书法知识、历史知识以及对地方人物相关事件较为广博的了解,要整理好馆藏书信确非易事。斯言甚是。下面就以浅见所及,就上述三点各举一二例以说明之。 首先,字迹辨认难。例如,《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上册第11页释沈泌致屈明府书,春穀误作春报,又莫名其妙地为春报屈明府加上书名号,艾俊川《对小莽苍苍斋藏札的几则E考证》已指出此点。③艾文未提到的还有,第11页秀错二字实为郁错之误释,第1023页弟昌炽应作小弟昌炽,第1135页各伸应作各绅。此外,豆瓣读书网友也发现了一些误释误点之例,皆可参据订正。《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只有卷前影印的钱基博所撰《题记》(钱基博口述,钱钟书代笔)附有释文,但也发现了几处错误,如第4页秀士应作华士;第5页满员应作备员,欲使尽归于庸苶一道,同风在下者不敢有所作为,应作欲使尽归于庸苶,一道同风,在下者不致有所作为。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所书确作不敢,但核第716页原札,则作不致;第5页不可厚非、销声灭迹,核之第715-716页原札,则作不可后非、销声匿迹。《清代名人书札》也有一些误释,如第560页米监应作米盐,第606页荷泽应作菏泽,第609页渐然应作渐就,第627页信念应作倍念。另外,第580页蚩蚩二字应属上读乃通,第621页事宜应属下读,才构成骈对。 其次,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难。写信人与收信人若无法确定,或者误定,不仅影响史料价值的阐发,也影响其书法艺术的考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虽于此用力良多,仍有一些误判和阙疑。前引艾俊川文已指正多处,如上述第11页沈泌致屈明府书,实为沈泌致梅清书,又如第1134页□鞠致王多绶应作黄鞠致徐渭仁。《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也有几通书札,写信人暂时无法考实。但上册目录第1页以及正文第3、4两页共四处出现许时雨,确系薛时雨之讹,这也许是出版社重编目录时不慎致误,因为正文第3页钱基博所撰小传称薛先生名时雨,字慰农,号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显然并未弄错。同书下册第1213页又有薛时雨书札一通,二处应合并。又如,《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第48-50页收有一笺,末署承修再拜,六月十八日,未标写信人姓氏。编者将其确定为邓承修。邓承修(1841-1892),宇铁香,号伯讷,广东惠阳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著有《语冰阁奏疏》。但此笺底纹石刻文字猗文阁致辞,真正的写信人为陈承修,字淮生,福建闽县人,号猗文阁主。光绪三十四年(1908)恩赏工科举人,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司长,精鉴赏,收藏金石碑版书帖甚富。拙文《结古欢:晚清集古笺与石刻文献》曾论及此例,可参看。④ 再次,多页书信排序难。相对于前两点,这一点难度较低,不必多说。有时,多页书信散失,分在各处,也容易给整理者造成困扰。如《缪荃孙全集艺风堂书札》第381页致徐坊第二书后一页南图书馆大致无恙以下误散别处,遂使整理者误认此为艺风堂佚札,而重出于本书第671-672页。与此相类似而难度更大的,是判断同一写信人致同一收信人多封书信之先后,按道理,这是应该按照写作先后次序编列的。如《清代名人书札》第三册收录张度致殷如璋书札十五通,所言皆为京郊放赈之事,而前后次序淆乱,如其中之九写作时间明显在之六前,之十五作于十五日,而之十三作于二十一日之后,也先后颠倒。 在上述三难之外,其实还有一难,即甄辨真伪难。所谓真伪之辨,实际上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书札是否出自本人手笔,二是是否出自他人代笔。当年,北师大图书馆从琉璃厂购入一批清代名人书札时,启功先生曾提醒书札中有些是代笔,研究时应当留心(《清代名人书札修订说明》)。这些代笔书札虽然不能当做署名人的书迹来看,却仍有一定史料价值。晚近文玩市场流转的乃至拍卖会上出现的书札,往往真伪掺杂,其中赝品亦有被收藏家购入并进而整理出版者,对此需要格外小心警惕,仔细甄辨,以免鱼目混珠,谬种流传。2006年,文物出版社曾出版高金宝《中国近代名贤书札》,此书所收书札问题甚多,已有学者撰文指出,此书非但体例不纯,而且书中赝品充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⑤ 新的学术进展,往往与新的文献史料发掘密切相关。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必定会对学术研究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古代文人的日常书写、日常写作,他们政治生活、文化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能够串联起诸多人物与事件,联接时空,发挥类似毛细血管的作用,使历史在宏大叙述之外,更多一份引人入胜的细腻与生动。未来,书札文献必定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也一定会有更多新资源的发现与出版。下面就浅见所及,对做好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说几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在观念认识上,要与时俱进,加强对书札文献的重视,努力挖掘搜集各公私机构的收藏资源,使各地珍藏的各种书札文献更多更好地公之于世。一方面,这需要研究者、出版者与收藏机构三方通力合作,提高整理者在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综合学术水平,提高书札文献出版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要重视对现当代学人书札的整理与出版。这不仅有助于现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也可以唤起年轻一代对中国书写传统的重视,有利于书札这一文化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弘扬,传承久远。 第二,在资源搜集上,要开拓思路,注意多方向采集。除了公私收藏之外,拍卖场上有关书札文献的动向也值得注意。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北京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其中就有一批书札,后编成《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201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现藏海外的书札文献资源,也值得介绍,引进出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小川利康和中国作家止庵合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就是一例。此外,某些重要的书札文献虽然已在港台出版,但印数不多,在大陆不易得见,仍有必要在大陆新版。例如,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已经在台湾出版过,但印数有限,大陆学者不易看到,2014年,此书有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新版本,学界称便。台湾印过的《明清名人法书》(其中有不少书札)、《翁松禅手札》、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10年印的《翰苑流芳:赖际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彩图本,邹颖文编),也都值得在大陆重版。另外,早先在大陆出版过、但早已绝版的书,如《张元济友朋书札》线装2册(张树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也值得重印,或者重新整理,出一新版。以现在的学术资源与物质条件,新版肯定可以后来居上。 第三,在形式方法上,着眼不同的读者对象与不同的目的,可以多样化,初步整理与精细加工并行不悖。所谓初步整理,最基本的就是彩色影印与文字释录,再加小传与索引。最好是高清全彩影印,用纸力求精良。影印原件时,最好标注原件的尺寸,这是其作为文物的重要信息之一。将书札文献编入别集时,应该注明其原始出处,包括注明收藏机构或拍卖会的相关信息。所谓精细加工,或者是对书札文献的笺释考证,或者在初次整理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围绕特定人物、地域、事件、主题或目的,重编出版。总体来说,书札整理的学术水准有待提高,书札出版的印制质量也有待讲究。 第四,在研究利用上,对书札文献展开多角度的综合的文化研究。文献史料角度、书法艺术角度以及笺纸文物角度,这三种视角可以相互结合,推陈出新。陈智超先生曾将其书信整理工作概括为五认:即认字(释文)、认人(写信人、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到的人)、认时(写信时间和收信时间)、认地(写信地与收信地)、认事(信中内容)⑥,这实际上就是从文献史料角度研究书札的五个切入点。梁颖《说笺》(增订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则为从文化角度研究笺纸导夫先路,很有启发性。此外,围绕书札的物质生产、书仪或者书法风格、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社交网络等,有很多学术议题可以开掘,潜力很大。 早在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就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他所强调的只是书写技艺对于个人形象塑造的意义。现在看来,古代书札文献不仅保存了古人的书写技艺,而且保存了古代文化的丰富信息,让我们恍如回到往昔的历史现场。从这一点上,正可以说,尺牍书疏,历史面目。对这类宝贵的文献,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可掉以轻心,我们有责任将其整理好,出版好,尽今人之心力,传古物于来兹。 注释: ①例如最新一辑亦即第十九辑《历史文献》上,就有沈丽全整理《杜文澜致应宝时手札》、邹晓燕整理《朱智、许庚身致朱学勤手札》、黄薇整理《张百熙、瞿鸿禨往来书札(上)》、夏颖整理《缘督庐遗札(下)》、许全胜整理《罗振玉与沈曾植书函》、丁小明整理《罗振玉手札(续)》、王继雄整理《求恕斋函稿致罗振玉》、梁颖整理《遁龛遗札(上)》、龙野整理《施闰章等致宋荦书信考释》等,除《罗振玉手札(续)》中有八通例外,其馀皆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 ②朱琪:《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丁敬信札辨伪》,《收藏家》,2010年,第5期;卿朝晖:《〈清代名人书札〉辨伪》,《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③《东方早报》之上海书评,2014年1月12日。 ④程章灿:《结古欢:晚清集古笺与石刻文献》,《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期。 ⑤沈津:《文物出版社也出假书?》,参看沈津的新浪博客书丛老蠹鱼。 ⑥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山海经》被认为是中国一部旷古奇书, 20世纪以来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关注,所形成的研究盛况有目共睹,很早以来研究者们就形成了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三大类别,总之都认为它是保留了中国古代社会风貌的重要文献。海外学者似乎尤其感兴趣《山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并与一些中国学者共同认为这一范围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透过其在代代传说中所形成的神话式和被歪曲的外表,可以探察远古世界的状貌和古代居民的活动。不过,大概很少人注意到,早在16-18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因为天主教传教士和商人而首次建立起直接交通的桥梁时,已经有个别传教士接触到了《山海经》。只是他们对待《山海经》的态度并不像20世纪以来的汉学家们,他们还不曾意识到《山海经》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他们对《山海经》解读的特点缘由却值得我们做一番探索。

一 安文思有关介绍的来源

明清之交在华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1668年写了一部《中国十二绝》,此书在20年后经另一位耶稣会士柏应理带到欧洲, 1689年被译为法文首次出版,即欧洲汉学史上颇为有名的《中国新志》一书。安文思在书中有一小段内容讲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奇怪描述,很像是依据《山海经》,并且是郭璞注本。中国文献有关海外诸国的叙述,除《山海经》之外,以《淮南子·坠形训》中为详,但安文思的描述与《山海经》及郭璞注释比较接近,与《坠形训》及高诱注释相去较远。

安文思提到的海外国家有小人国、女人国、穿心国、居民人身狗脸的国家、居民长臂及地的国家。其中人身狗脸之国和小人国在《坠形训》中虽可见到,但并未列入海外三十六国,而是列入八紘之地[1]。将安文思的具体描述进行比较,会进一步看出其与《山海经》和《淮南子》的亲疏关系。据安文思说,“小人国,居民小到害怕被鹰和鸢叼走”[2]。“小人国”之名见《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其人长九寸。安文思大概是根据这一尺寸发挥想象,称其“小到怕被鹰和鸢叼走”。《山海经》中不只一次提到小人国,《海外南经》之周饶国、焦侥国亦即小人国,《大荒南经》也记焦侥国,但这几处郭注皆言人长三尺,只是注《海外南经》之焦侥国时又引《诗含神雾》的记载,提到长一尺五寸的焦侥人。《坠形训》中所称的焦侥国人也是长不满三尺[3]。三尺之民虽然也是短人,但还不至于惧怕被鹰鸢轻易叼走,一尺五寸之人是否要忧虑及此姑且存疑,但九寸之人被鹰鸢叼起来肯定轻而易举,这是推测安文思依据《大荒东经》的一个理由。另外,安文思使用的是“小人国”而非周饶或焦侥,他虽通中文,但若要他注意到周饶、焦侥、侏儒之间的音转关系,知道周饶、焦侥就是小人,恐怕也非易事。对他来说显然《大荒东经》的“小人国”是最明白易懂,也最可能参照的。

安文思提到“一个国家的居民手臂长到可以垂地”[4]。《坠形训》高诱注云“修臂民,一国民皆长臂,臂长于身”[5]。郭璞注《海外南经》之长臂国则言“旧说云,其人手下垂至地”。虽然郭璞此注是脱胎于高诱注释,但“长于身”与“垂至地”总是不同,而安文思几乎就是比着郭璞的注释来说。

安文思在介绍过几个居民形态特异的国家之后总结说:“总之,它们代表着邻近国家,如鞑靼、日本、朝鲜半岛,以及那些被名为四夷的中国周边国家。”[6]这似乎也能在郭璞的注释中找到一点依据,因为郭璞注女子国和长臂国位置时,说明自己所本为《三国志·魏志·乌丸朝鲜东夷传》。

安文思的介绍与《山海经》和《淮南子·坠形训》一亲一疏的关系大致已经明了,但安文思看起来又并不完全依照郭璞的注释,他的介绍中还有一些细节与郭注不同,能寻到另外的来源。

比如女子国,安文思介绍,“女人国,居民只要在一口井或一条河中照照影子就能怀孕,生的全是女孩”[7]。这条介绍与《坠形训》称“女子民,其貌无有须,皆如女子也”[8]大异,与《坠形训》无关显而易见,但就是与郭注《山海经》也不完全一致。《海外西经》记女子国“两女子居,水周之”,郭璞解“水周之”之语云:“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周犹绕也。”《大荒西经》亦云有女子之国,郭注只说国中纯女无男。比较而言,《海外西经》所言及相应的郭注与安文思的叙述十分接近,然而安文思说的是照影而孕,郭璞则言出浴而孕。是安文思信口引申吗?清初吴任臣著《山海经广注》,注到《海外西经》的女子国时,提及各地有多处女子国,并一一列举,其中一条引《埤雅广要》曰:“女人国与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国无男,每视井即生。”[9]这与安文思所说何其相似!安文思之言似乎就是郭璞注与《埤雅广要》这一条的结合。《山海经广注》有康熙六年刊本,安文思是书写于1668年,看到这个注本并非不可能。而且即使不是参阅吴任臣注本,安文思也可能参照郭璞注本之外的其他注本。传教士并非只看某书的经典注释本,比如康熙朝的耶稣会士傅圣泽就阅读明代郭明龙注释的《山海经》,而非郭璞原注本。当然,安文思也可能只是道听途说,是说者将来于各处的传说融为一体传授给他,他本人并没有真正对《山海经》那么感兴趣而参阅不同注本。还要注意,即便他参阅了其他注释本,也无法否认他的介绍乃以郭注为主要依据,因为明清时期的《山海经》新注本总是以郭注为蓝本,比如吴任臣就是先全文引用郭注,接着才加以拓展,明代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也全部载录郭璞注释。

安文思不仅在介绍女人国时表现出郭璞注释以外的资料来源,介绍穿心国和犬封国时也有类似情况。安文思称“穿心国,居民胸前都有个洞,他们在里面塞段木头,这样就能把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10]。《海外南经》记“贯匈国……其为人胸有窍”,郭璞对“胸有窍”并未多加注释,高诱则只言其“胸前穿孔达背”[11]。吴任臣的《广注》也未及安文思所言贯胸载人之说。而元代周致中纂《异域志》云:“穿胸国,在盛海东,胸有窍,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12]安文思从国名到居民特性的叙述,简直就是这段话的翻版。安文思亲读《异域志》的可能性不太大,也许是从某个《山海经》注本中获知,也许是听人解释“贯匈国”时所得?

安文思还提到“一个国家的居民人身狗脸”[13],这当是《山海经》中的犬封国或犬戎国。《坠形训》只提到“狗国在其东”,也无注文,实不足为安文思依据。《海内北经》记“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郭璞注“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民也”,没有“狗面人身”之说。《大荒北经》所记犬戎国则是“人面兽身”,又与安文思相反。这些与安文思所说都相近但又有差异,也许是安文思记录错了,也许是他搀杂进其他听来的故事,因为中国东南与西南几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流行狗头人身的盘瓠传说[14],而安文思恰好长期在四川一带传教。

判断安文思接触过郭注之外其他注本的又一理由是,安文思提到这些国家“在地图上被绘制得非常小,像许多坚果壳分布在海中央”[15],这说明他看过《海经》之图。但郭璞所见的《山海经》古图早已逸失[16],安文思所见当为后出之图。这些图通常都附于新注本中,如明代王崇庆撰《山海经释义》附图二卷,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也有图五卷,安文思如果看见明清时期的《海经》图,不会不见到相应的注本。总之,安文思的介绍与郭注《山海经》的不符,更加反映出传教士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象,其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安文思的叙述中有一句话出处难觅,他说中国人称中国之外还有72国在海中[17],这72国之说出自何处颇为难解。《淮南子·坠形训》称海外共36国,实际列举35国。《山海经》并没有总结海外一共多少国,如果安文思果然对《山海经》兴趣盎然而去统计其中罗列的国家,那无论他怎么组合、计算,也不符72之数。《海外经》记不同国家40个,《海内经》记不同国家29个,《海外经》与《海内经》只有一国重复,故总计66~68个,因此单算《海外经》或海内外经合计都不到72。《荒经》“大荒”4篇记不同国家60个,“海内经”1篇记不同国家19个,“大荒经”与“海内经”之间重复介绍的国家2个,则《荒经》5篇共介绍不同国家77个,又超出72之数。如果考虑安文思所说为严格意义上的“海外”,将《海外经》与“大荒经”合计,两者共介绍75个不同国家,亦不合72之数。如果考虑这75国中又有5个国家是《海内经》或《荒经·海内经》所介绍,应归入“海内”而非“海外”,则海外国家数为70,也不合72之数。至于将《海外经》、《海内经》、《荒经》合计,共111~113个不同国家,更加超出72。何况,安文思对《山海经》恐怕还不会专注到这般逐条统计的地步。所以,此“72”可能应理解为中国人习惯用的一个概数,但安文思从何而知还不能确定。

二 其他耶稣会士对《山海经》的关注

安文思不是唯一注意过《山海经》的耶稣会士, 16世纪末利玛窦所作《坤舆万国全图》释文中也有一些会让人联想到《山海经》的文字。利玛窦介绍的世界各国大多是西文音译之名,但也夹杂着长人国、夜叉国、流鬼、狗国、鬼国、矮人国、一目国、女人国这些很具《山海经》特色的名称。仅从名称看,“长人国”让人想到《山海经》的“大人国”,“狗国”似可对应“犬封国”、“犬戎国”,“矮人国”则可联系到“小人国”、“周饶国”、“僬侥国”,“女人国”当然有“女子国”相对,“鬼国”、“一目国”则《山海经》中本有其名,只有“流鬼”和“夜叉国”与《山海经》无从联系。那么利玛窦所提到的这些国家与《山海经》的描述是否真有联系,以及是否仅与《山海经》有联系呢?让我们从这些国家的位置及对其国民形貌和习性的描述这两个方面分别比较。

《坤舆万国全图》所说的长人国位于南美洲的南端,图六中标示其地,而释文称此洲至南处有“巴大温地方,其人长八尺,故谓之长人国”,长人国“其国人长不过一丈,男女以各色画面为饰”[18]。《山海经》有三处提到大人国,《大荒北经》中的大人国位于东北海之外,因有人名曰“大人”,而有大人之国。《大荒东经》中的大人国位于东海之外,因有一大人,而名大人之国。可见,这两处的大人之国并非谓其全体国民身材高大,且位置一为东、一为东北。惟有《海外东经》中的大人国国人高大,可以坐而操船。此外,《海外东经》所述范围是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所提到的第一个地方为嗟丘,应在东南陬,而嗟丘之北就是大人国,可见大人国亦应位于中国东南方向且近于东南角。南美洲南端相对于中国的方位也正是东南角。由此可见利氏所谓长人国与《海外东经》所谓大人国颇有吻合之处。除此之外,还有一部颇为耶稣会士喜用的文献也提到“长人国”,这就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但《文献通考》所述长人国除名称与利氏相同,位置和人物特点都不相近,此长人国在新罗之东,人长三丈,属于食人生番一类[19]。

利玛窦在描绘北极周围的岛屿大陆情况的第七幅图中,图的上方有一个西北——东南向的大岛,此岛位于隔开亚洲和北美的海峡正上方,岛西北部标注“夜叉国”,夜叉国东南方向近海岸处标注“流鬼”,这两地在《山海经》中没有相近记载,却可在《文献通考》中觅得踪影。关于“流鬼国”,最先见于《新唐书》,称其地去京师万五千里,位于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环海,其北莫知所穷,向东南航行十五日可至莫曳靺鞨。贞观十四年曾遣使来朝。由《新唐书》的描述可知流鬼隔海与黑水靺鞨相望,不在东亚所处的这块大陆上。《资治通鉴·唐纪》也记贞观十四年三月流鬼国遣使入贡,但此处描述流鬼国的位置是滨于北海,南邻靺鞨,显得流鬼国与靺鞨是在同一块陆地上[20]。《文献通考》关于流鬼的位置和风俗的描述都因袭《新唐书》而更有所增益,称其在北海之北,东西南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设靺鞨有十五日船程。将《新唐书》与《文献通考》所描述的流鬼国位置与利玛窦的图相比,会发现它们都位于亚洲大陆东北缘以外的一块陆地上。再看对风俗的描述,利玛窦称其人“穴居皮服,不知骑”[21]。《新唐书》记流鬼居民因地寒而衣皮裘,而《文献通考》说得更详细,称其“掘地数尺深,两边斜竖木,构为屋。人皆皮服……”,“穴居皮服”明显是脱胎于此。不仅如此,《文献通考》还记贞观十四年流鬼国来朝贡时,“初至靺鞨,不解乘马,上即颠坠”[22],这岂非正是“不知骑”一语所由来?

利玛窦图中标出一个位于流鬼国西北方向的夜叉国,更可见他参阅了《文献通考》。“夜叉国”之名不他见,仅于《文献通考》介绍流鬼国时附带提及。《新唐书》称流鬼之北莫之所穷,《文献通考》则先说流鬼国以北有夜叉国,继而又引流鬼国长者传言称,“其国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翘出,噉人。莫有涉其界”[23]。可见这才是一个无人知其所以然的真正的“鬼国”,而利玛窦竟然根据《文献通考》这一句传奇而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标了出来。《坤舆万国全图》的图七还绘出与流鬼、夜叉所在之岛屿隔海相望的一块陆地的边缘,应是亚洲大陆东北边缘,上标“狗国”[24],但没有释文。前面分析安文思作品已经说过,《海内北经》和《大荒北经》有记犬封国。《海内北经》所记之地为海内西北陬以东,从犬封国在本卷所列位置看,它似在昆仑附近,郭璞注释称此国原就叫“狗国”。《大荒北经》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但描述犬戎国的一条被夹在两条关于西北海外之国的记载中间,让人理解为犬戎国也在西北,这就与《海内北经》所列犬封国实为一地。这样看来,利玛窦所记狗国与《山海经》所记狗国,一在东北,一在西北,相去颇远。但《大荒北经》所记犬戎国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位于东北海外,毕竟这一条之前没有额外贯以“西北海外”字样,前后两条的“西北海外”之国可能是意外插入,犬戎国则应直接承接“西北海外中国”条之前的关于大荒之中的条目。并且前面的确在介绍大荒之中融父山时谈了犬戎的来历。因此,依据《大荒北经》把犬戎国定在东北位置也说得通,而这就与利氏所说相近。

利氏图十及其释文提到“鬼国”,其位置在亚洲大陆的正北方的边缘,临海,与北极之地隔海而对,关于该国释文则曰“其人夜游昼隐。身剥鹿皮为衣。耳、目、鼻与人同,而口在顶上。噉鹿及蛇”[25]。描述海内西北陬以东的《海内北经》提到鬼国,且此鬼国就是《海外北经》所述一目国。而《海外北经》的方位虽称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从其卷中内容看实际上是从西北向东北排列,故而此经方位与《海内北经》的方位其实相同,其区别大概是《海内北经》偏南,而《海外北经》偏北。总之,《山海经》所提供的鬼国位置在中国北面偏西处,利玛窦图中所绘鬼国的大方位也位于中国西北。鬼国或一目国的特征是国人人面,而面部当中一目。利玛窦的描述比之详细,且并不相同,只是利氏所说该地居民人面而口在顶上,与《山海经》所说人面、一目在当中又略有近似。那么利玛窦的“鬼国”是否就指《山海经》的鬼国或一目国呢?其实利玛窦的“鬼国”一条也来自《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所称鬼国位于駮马国之西,而駮马国地近北海,去京师一万四千里。这一位置恰好与利玛窦所绘相符。利玛窦对鬼国风俗的描述更是对《文献通考》的复述,《文献通考》称该地“人夜游昼隐,身着浑剥鹿皮衣。眼、鼻、耳与中国人同,口在项上……土无米粟,噉鹿豕及蛇”[26],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口在项上”与“口在顶上”,而“项”与“顶”非常相似,写错的可能性很大。

既然利玛窦所说的鬼国来源于《文献通考》而非《山海经》,则就可理解为何《坤舆万国全图》在鬼国之外又另标“一目国”。此国出现在描绘欧洲及地中海东岸亚洲地区的图十三中,位于咸海西北岸,且在“女人国”的东北方向不远处。可以推测这个一目国就是为了对应《山海经》所说的一目国/鬼国。因为综合来看提到女子国的《海外西经》与《大荒西经》,以及提到一目国/鬼国的《海外北经》和《海内北经》,可以看出女子国位在中国以西略偏北处,而一目国应位于女子国东北方向,利玛窦的图对女子国和一目国的安排恰似是为了照顾《山海经》的说法。女人国在利玛窦图第十三幅中的具体位置是咸海西端,在犹太国东北方向。释文称女人国“旧有此国,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杀之,今亦为男所并,徒存其名耳”[27]。不过《山海经》对女子国风俗的介绍前文有述,与利玛窦所说女人国并不相似,唯一共同点是国中惟有女人。《海外西经》女子国条下郭璞注称,国人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利玛窦所说女人国则是生男即杀。双方都表明女人国不是不生男子,而是出生后不可能长大成人,这也可算一略微近似处。《文献通考》也提到东女国和西女国,称其国俗重女轻男,男人地位低,但后来改了这种风俗。这与利玛窦的介绍也有很大出入。

图十三还标示了“矮人国”,似乎是欧亚交界处的北端近海之地,也许就是喀拉海南岸地带。《山海经》提到小人国不止一处,名称也多样,分别见于《海外南经》、《大荒南经》、《大荒东经》,前两经表明其位置在中国以南,可能还偏西南,《大荒东经》提供的位置则是东海以外的东北极,但无论怎样与利玛窦所说的中国西北以外的方位都不相符。而《文献通考》提到的“侏儒国”、“小人国”与“短人国”与利玛窦的“矮人国”也都位置不符,侏儒国在距离倭国四千里的海中,小人国在大秦国之南,短人国在康居西北。至于具体描述,利玛窦的矮人国里“国人男女长止尺余,五岁生子,八岁而老,常为鹳鹞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三月出壤其卵云。以羊为骑”[28]。《山海经》中关于小人国的详细描述皆见于郭璞注释,《海外南经》与《大荒南经》皆称其人长三尺,比利玛窦所说的矮人高得多。但《大荒东经》里的小人长不及九寸,倒接近利玛窦的矮人。此外,《海外南经》称小人穴居,利玛窦也有此一说。《文献通考》中对“小人国”的描述有一点与利玛窦接近,那就是“其耕种之时惧鹤所食”[29]。《文献通考》中三个所谓小人国的居民身高不是三尺、就是四尺,都比利氏笔下的小人高许多。在女人国和矮人国这两处,利玛窦的叙述与中国文献没有严密吻合之处,很可能是东西方都有类似传说,故而利玛窦以中国的传说为依托而糅合进西方传说的具体内容。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认为《坤舆万国全图》参考过《山海经》和《文献通考·四裔》。那么利玛窦为何要在一张以西方地理知识为基础的世界地图上搀杂一些中国人的传闻或想象呢?换而言之,既然《坤舆万国全图》中关于中国以外各洲各地的绝大多数地名都已经是西文译名,为何偏偏要留下几处使用中国文献中的地名呢?我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更乐于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地理知识,通过一点似是而非的联系让所有内容被中国人看来不那么突兀,表明传教士并非否认中国已有的世界观,只是在其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

上面分析过的几个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望而充满神话色彩之地,如鬼国、一目国、狗国、夜叉国。《文献通考》置鬼国于极西之地的北海之滨,置夜叉国于东北海外的未知陆地上,《山海经》将狗国置于东北或西北极远处。利玛窦分别将鬼国和狗国安排在欧亚大陆极北和极东的濒海边缘之地,将夜叉国安排在白令海峡以北的一个想象的大岛屿上。利玛窦之所以肯在这几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准确迎合中国人,其实也是因为当时欧洲人对这一带地区本就所知寥寥,因此顺水推舟把它们作为容纳中国古代地理观的空间,这是一举两得的便利之措,既不必为欧洲人还完全搞不清的地区伤脑筋,也投中国人之所好。在当时,欧洲人对欧亚大陆北部沿海一带还没有真切认识,对这一带的亚洲部分更可说一无所知。15世纪末开始英国和法国探险家都曾探寻过西北新航路并发现了美洲东北部沿海地区和纽芬兰岛、格陵兰岛海域,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开始了探寻东北航路的首航,而且截止到利玛窦绘图的1580年代探险历程只到喀拉海地带,亦即未超出当今俄国的欧洲部分。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料保密的缘故,地理新发现反映在地图上总要滞后很久,所以利玛窦的地图很可能连西北新航路的信息都未曾反映,更不用说东北新航路,其实他的地图中关于欧亚大陆北部的部分还分明保留着一个世纪前出版的托勒密《地理书》中所附世界地图的痕迹。另外,在具体的绘制尤其是注名释文的过程中,利玛窦可能曾直接受到中国士人的提示而得知中国文献称某处有某国云云。

另一类地名是所介绍的风俗或国民特点有真实之可能或者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有所歪曲,如长人国、女人国、矮人国和流鬼国。联系到当时欧洲人已探寻过美洲北部海岸和欧洲西北海域,生活于那一带极寒之地居民的特点恐怕也已为人所知,当发现中国文献所述流鬼国国俗与之相近,故而接受中国文献的描述,也未尝不可。关于长人国,欧洲人的确在南美见到身形高大的部落也并非不可能。至于女人国,东西方都有相关传说,而西方的传说更表明其之所以为女人国只是因为国人崇尚女人而排斥男人所致,不具《山海经》所说的“水周之”的神异性。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对此言说更为清楚,“迤西旧有女国,……最骁勇善战。……国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辄杀之。今亦为他国所并,存其名耳”[30],并且从他所介绍的女国名亚玛作搦,尝破一名都曰厄佛俗,厄佛俗有一神祠为天下七大奇观之一,后世学者推测该女国恐是位于土耳其西部之古代吕底亚[31]。再说矮人国,其实欧洲直到16世纪末都流行相关传说。著名荷兰制图家墨卡托 156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就在注记中说,欧洲北部几个环绕北极的岛屿中居住着身高仅的侏儒[32],比较利玛窦的地图,很显然他绘制的矮人国位置正符合墨卡托的描述。而欧洲矮人国及其位置的观念并非始自墨卡托,它来自一则古老的中世纪传说,并且相当流行,至晚到1592年还出现在另一位荷兰制图家普朗西乌斯的世界地图中,所以利玛窦知晓它并不奇怪。看起来,关于以上四个地方,利玛窦果然是利用了某种相似性而移花接木,或以位置相近而比附,或以名称内容相近而比附,把一些欧洲人所知道而中国人原本不知道的地理知识贯以中国人熟悉的概念,在迎合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观念或想象的同时也尽量保持西方知识的特色。

尺牍书疏历史面目——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出版的状况与检讨威澳门尼斯人www997723。由上可见,《坤舆万国全图》中出现的这几个与其总体风格不符、却与《山海经》和《文献通考》有联系的国名,是利玛窦为了让西学更快也更容易被中国士人所接受而采取的小小变通之法。而这一手法完全符合利玛窦接近中国人的全盘策略,即将基督教和科学知识综合为一套“天学”或“西学”,并通过将其与“儒学”或“中学”相比附而达到渗透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将近40年后艾儒略作《职方外纪》之时,继续提到女国、小人国和长人国[33],但那些明显有神话色彩的狗国、一目国、鬼国、夜叉国的名目则不再出现。当然,艾儒略在介绍鞑靼地区居民风俗时,也提到鞑靼东北多有殊俗不伦之种,“如夜行昼伏,身蒙鹿皮,悬尸于树,喜食蛇蚁蜘蛛者。有人身羊足,气候寒极,夏月层冰二尺者。有长人善跃,一跃三丈,履水如行陆者。有人死不葬,以铁索挂尸于树者。有父母将老,即杀食之,以为念亲之恩,必葬于腹而不忍委之丘陇者”[34]。艾儒略的这段话保留了一点利玛窦关于流鬼、鬼国之叙述的痕迹,但他所说的总体都是尚未入鬼怪之列的有可能存在的原始风俗。剔除不真实的地名和迹近鬼怪的叙述,这或许暗示出,到艾儒略的时代,耶稣会士在立足中国问题上已获成功,相应的对中国文化的妥协程度也可大为减小,耶稣会士已觉不必过度迎合中国人和比附中国记载,而试图更多地让中国人接受本色的西方知识。其实《职方外纪》在精神和风格上都很符合同一时期的欧洲地理学作品,其主要参考为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初的四部欧洲地理学著作,而只在叙述形式和某些兴趣点上与以前的中国作品有相似之处[35]。南怀仁1672年出版的《坤舆图说》是耶稣会士又一部重要的中文地理著作,此书本就与《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时有详略异同,其关于鞑靼地区那些殊俗之民的介绍、关于女国和南美长人国的介绍都与《职方外纪》如出一辙[36]。《坤舆图说》原是作为南怀仁为康熙制作的《坤舆全图》之解说而出现,据研究这张世界地图并非利玛窦地图的简单翻版,而主要是依据更晚近的瓦瑟内尔之1661年地图[37]。但南怀仁在地图里表现了欧洲同胞的新成果,其作为图叙的《坤舆图说》却采用艾儒略旧作,这未免有些奇怪。是他无法参考更新的欧洲文献,还是他不愿及时介绍,或是他鉴于艾儒略作品的畅销性而认为它是比较适合中国人接受的文本,故没有必要节外生枝?如果是最后一种原因,则隐隐可见清初耶稣会士在对适应政策趋于保守的同时,知识传教路线也有收缩态势,其主观上愈加想把工作重心转移至布道。

利玛窦试图糅合西方世界地理知识和《山海经》、《文献通考》所表现的传统中国世界地理观,其将中国文献加以综合应用更可见其调和之意,《文献通考》像是被作为《山海经》的补充出现在《坤舆万国图说》之中。显见利玛窦是将《山海经》作为地理文献运用,或者是并不否认其作为地理文献的价值。艾儒略虽已不在乎《山海经》之类的文献,却也尚未否认它们。然而从安文思开始,耶稣会士对待中国古代地理文献和其中所含之世界地理观的态度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从前文可知,安文思对《山海经》有关内容的介绍颇为详细和准确,他是第一个这样介绍《山海经》的耶稣会士。他之利用《山海经》,不是为了让中国人理解西方知识,而是为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并且他不是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地理学状况,而是为了用来指责中国人性格中的某项缺失。

三 安文思介绍《山海经》的意图

安文思如此详细地引用《山海经》,目的在于用其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来论证中国人性格中的狂妄自大。“我们已经说过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其他优点,以及我们将要在这个故事中谈到的优点给中国人灌输了一种令人不可承受的骄傲习气。他们给自己的帝国和所有属于他们的东西赋予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最高价值,但是对陌生人以及他们的智慧和学识造就的便利,他们都极度蔑视,哪怕中国人自己在这些方面一无所知。……他们在地图上把中国置于中间极大的位置,而让其他国家都围拱着它,没有秩序、位置不清、也没有其他好的地理标志,既小又拥挤,名称荒谬而充满蔑视”[38]。这就是他在举证《山海经》部分内容前的引言,也说明了他提到《山海经》的原因。而在介绍过小人国、女人国、穿心国、犬封国、长臂国的内容之后,他总结说中国人还有很多这类对其他民族的充满污蔑性的描述,只要是中国的邻国都被视为蛮子,中国人将海外72国的居民“都丑化、怪化为或滑稽或可怕的形象,更接近猩猩和野生动物”[39]。所以,《山海经》首次被耶稣会士准确引用,是为了遭受批判。反过来,早期的耶稣会士正是因为心存调和之志,因此既不能也没必要准确和详细谈论《山海经》,调和只能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下进行。可见,安文思之提到《山海经》的方式暗示出从17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对待中国及利玛窦所制定之调和政策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由安文思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山海经》的内容不再出现在耶稣会士的地理学作品中,如果说耶稣会士有谈到它或影射它的话,都是在所谓人种历史学[40]作品中。同样被后来的耶稣会士所继承的还有安文思认为中国人傲慢无知的观点。翻检一下早于安文思的耶稣会士作品,会发现其中并未曾直指中国人傲慢自大,比如利玛窦的札记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然而从17世纪后半叶的作品开始,耶稣会士尽管仍以赞美中国为基本方针,却也时不时揭中国人的短,包括对中国人一些性格缺点的抨击。

李明于17世纪末出版的《中国现势新志》中有一小段话明显沿用了安文思对中国人和《山海经》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把其他民族都视为野蛮人,当自己是选民一样,他们处在世界之中心并拥有天赐的法律,他们是唯一能够教导、开化和统治各民族的人。“他们猜想其他人只是丑矮人和令人怜悯的怪物,被上天当作天生的垃圾和废物抛弃到地球的犄角旮旯;而中国人被置于世界的正中,独享上帝赐予的合理的外貌和形状以及理想的身材。他们的古代地图画满了易于煽动他们对全人类的蔑视之情的这类人物形象和大量象征符号”[41]。李明似乎连对这段话的位置安排都受了安文思影响,安文思关于《山海经》的内容所属的章节名称是“关于中国的古老性,及中国人对此的高度评价”,李明安排这段话的章节名叫“关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格,它的古老、高贵、礼仪,以及它的好坏品性”。再往后的耶稣会士人种史作品都会在类似名称的章节里对中国人发表类似的评价,即把中国人的世界观作为指证中国人狂妄自大的证据。但是,他们的表现手法又在变化,也就是日益注重把当代的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来揭示中国人的傲慢和对世界的无知,而渐渐不去提及古代文献所反映的世界观,看起来就像是自安文思为《山海经》确立基调之后,耶稣会士们已不屑于多谈这样谬误百出的文献。比如李明流露出《山海经》痕迹的只有那句概括性的指涉,而这恐怕还是直接来自安文思的作品。所以我们说安文思是第一个准确介绍《山海经》的耶稣会士,恐怕也是截止18世纪末唯一这样做的耶稣会士。

其实安文思已经通过时事来证明中国人世界观的落后和由此产生的虚骄,他在评论过《山海经》中的世界观后,随即说“后来他们对欧洲稍有了解之后,把它加到地图上,但表现得就像特内里费岛[42]或某些寸草不生的荒岛一样。因此, 1668年广东巡抚在一份奏折中提及葡萄牙使臣之后加上这样的话:‘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欧洲只不过是海中央的两个小岛。’”[43]安文思的这一思路被后来的耶稣会士不断加强。李明讲过中国古地图的怪诞图象那段话后,立刻说传教士们带来的钟表、仪器等东西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并因此不敢过于轻视欧洲人,但仍然自命不凡。不过他还以怜悯的口气说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迄今为止见过的外国人只有印度人和鞑靼人,也属情有可缘。而在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对中国古代地理文献和地图中的奇怪描述全然不感兴趣,着意通过中国人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技术和知识面前所呈现出的从无知到折服来表现他们一向的骄傲寡识。杜赫德认为中国人的傲慢是骨子里天生的,由于遇到欧洲人才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他生动地讲述了在江西传教的沙守信神父如何通过让一群中国士人看世界地图而迫使他们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小角落[44]。18世纪晚期的一位前耶稣会士德·马尔绪编写的《中国历史》综合了诸位耶稣会士的叙述,而紧紧围绕是欧洲人令中国人脑袋开窍这一主题进行。他先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人自认比其他人优越,居处世界中心,设想其他民族只生活在世界的四个边角;再说自葡萄牙船只停靠广州始,中国人开始知道天外有天;然后以杜赫德提供的那个沙守信的故事为重点;接下来他有更长的篇幅说中国人即使接触欧洲人已经这么久,仍然在知识、技术和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等方面不可救药地坚持偏见[45]。

早期耶稣会士致力于向中国介绍欧洲,让中国接受欧洲,故而处处迎合中国人,在传授地理知识方面亦然。而自17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的行为有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是开始注重向欧洲宣传中国,卫匡国于17世纪五十年代在欧洲出版的三部著作是这一策略性转向的开始,而这很快成为耶稣会士们撰文写书时的主要意图,导致此转变的重要背景就是礼仪之争。其二是在耶稣会士于欧洲出版的作品中,对中国不再一味推美,批评之辞常见,但也往往会在批评过后加以同情式地回护。发生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第一个转变的附带结果,即在特定的环境中宣传中国时的应有策略,为了让自己的叙述可信,为了表明自己的言行公正而必须褒贬兼顾[46]。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精神结构的深刻变化,处在这一时代变局中的人、即使是天主教会的忠实捍卫者耶稣会士也不能不受其感染。这一变化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在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理性精神日益膨胀、进步观念逐渐成形,并由此而支撑起一种对世界的自信和优越感,正是这样的心理变化决定了耶稣会士解读《山海经》的特殊视角。

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释文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尽管对各地居民的描述比《山海经》平实得多,但还有很多关于怪兽奇木的描述,尤其是利玛窦的描述绝不逊于《山海经》。而这与其被单纯视为增强可读性,不如说是早期欧洲地图绘制中一个传统的延续。在利玛窦生活的时代,亦即航海时代的前期,欧洲的地图绘制者总喜欢在海中安插怪兽,也许是为了表现大海的深不可测和充满未知,也是用古代的神话传说来填充理性之力量尚未烛照之处。当代西方学者也有人指出,在利玛窦的时代,中国和欧洲的地理资料中所包含之形象不能说谁比谁更荒谬,或谁比谁更有实证性,对奇人异俗的报告在中西地图的题记或释文中都被当作有权威性的东西来接受[47]。这些怪兽图形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地图中还偶尔可见,然而到了18世纪,欧洲人的地图已完全专注于描绘地球的特征,不仅再见不到奇异生物,连描述人的文字和图画也排除在外,这些内容单独出现在人种志这个新类别的作品中。并且这些描绘开始建立在直接观察之上而非来自道听途说或简单借自旧日报告。而同时期的中国,一些地图仍包括了并不一定合适出现于地图中的人种历史学性的描绘。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人理性与科学精神进步的历程,安文思对《山海经》的不客气批评已经表现出他基于理性认识上的对人的尊重。在此背景下,对18世纪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欧洲人来说,《山海经》无疑更是不合理、不真实、并充满歧视污蔑色彩的东西,甚至根本不值得提出来批驳。于是,在中西初识的这个历史阶段,《山海经》这部以后又引起了无数人兴趣的奇妙文献就这样在欧洲人的视野里匆匆留痕又音形顿消。

注释:

[1]《坠形训》言狗国在建木之东,高诱注建木在都广,而都广属于八紘之地,尚不是“海外”。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 1998年,第334、362-363页。小人国属于八紘,亦见第334页。

[2]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1689,p. 61。

[3]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34页。

[4]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5]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57页。

[6]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62。

[7]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62。

[8]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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